罗蒂眼中2050年的世界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2004年上海天气最热的时候来到上海，于7月20日与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师生座谈，题为“哲学家的展望：2050年的中国、美国与世界”；并于次日做了题为“美国大学与社会正义的希望”的报告。罗蒂的话浅显明白，罗蒂的姿态随和低下。我记得，听了罗蒂的报告，复旦大学的有些研究生站起来用充满哲学奥义的术语反驳他的观点，他却用连中小学生都能懂的词汇答复。不少人说罗蒂的报告太平淡无味了，我当时也有同感。现在回想起来，可能那时天气太热了，我们不够冷静，过多地与他辩论一些枝节问题，没有领会他的报告的主题的实质内容和深刻含义。
当大热天渐渐过去，我才慢慢品味到他的讲话的用意。正巧，本次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年会的主题是“西方哲学文化与后现代哲学”，而从这一角度考虑，我想最能把握罗蒂选择他的复旦大学之行的报告的题目的良苦用心。我记得罗蒂在复旦大学时说过如下一些警句性的话：
人类活过了原子弹造出以后的五十年，这纯粹是偶然的。人类要再活过核弹阴影下的五十年，除非有一个全球性的处理核武器问题的机制，否则人类难逃厄运。
后现代主义不是一条出路，后现代主义多半是破坏性的，没有什么正面的建树。
马克思主义要比后现代主义好，因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个乌托邦，而后现代主义没有提出乌托邦。
在杜威的实用主义那里，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的合理成分，推动了30年代至50年代的美国的社会正义的改革，这包括分配公正，社会保障和普及教育。
大学成了美国左派的温床。
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大学的教授和学生起来反对越战和掀起美国的民权运动，特别是反对种族歧视。80年代至今美国的社会正义事业进展不大，如果说有的话，那么只是女权运动和承认同性恋的合法地位。
8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正义事业进步不大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的左派出于对前苏联的极权主义的反感抛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热衷于福柯之类的后现代主义，侈谈多元文化和相对主义，没有提出新的乌托邦，从而缺乏新的社会改革的蓝图。
2050年的中国会像美国一样充当世界监护者，尽管现在的中国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也不愿意担任这个角色。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像今天的中国人的心态一样，但经济实力的发展会推动中国走到这一步。
中国和美国可能会发生战争，这不仅是因为国家主权问题，而且还因为争夺石油资源的问题，或者是由于恐怖主义的活动而造成的某种误解，如恐怖主义者在美国爆炸了某个核装置，美国误以为是中国干的，于是中美两国的导弹就互相对攻地飞了起来。
世界和平和社会正义事业的希望在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其中的重要环节是建立一支世界政府领导下的世界警察队伍。
不要把美国政界看成是铁板一块。如果是共和党候选人布什上台的话，他会继续执行地缘政治的路线，遏制中国。如果民主党的候选人克里上台的话，那么他会与中国领导人共同展望未来的五十年，共商维护世界和平的大计。
人类危机与世界政府
对于罗蒂带来的这些信息，我们的第一反应是罗蒂简直不是在做哲学报告，而是在做国际政治报告。罗蒂像是为民主党的竞选拉选票，可惜他找错了谈话的对象，因为中国人并无美国总统的选举权。美国自己抛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现在美国人感到陷到这场战争中去了，为脱身，所以想引诱中国出来充当世界警察。我记得有一位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教师问罗蒂：“你是不是民主党？”“你说里根、布什的共和党政府的施政路线是把穷人口袋里的钱更多地转到富人口袋里去，（思庐哲学编辑）你又说美国的劳工组织却倾向于投共和党的票，而大学知识分子却倾向于投民主党的票？这是否合乎逻辑？”罗蒂回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独立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的教师，属于美国的左派，支持民主党的路线，这包括他自己在内，但不得不承认不知道为什么许多工人和农民却支持共和党。
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复旦大学的教师和学生都批评罗蒂的报告没有谈到世界不安定的根源。我们指出，当今世界存在不合理的经济秩序，美国执行单边主义的政治路线，西方的强势文化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生存。如果世界上的这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安定的根源没有被消除，光靠建立世界警察的队伍是没有用处的。罗蒂则一再强调，在现代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世界上，恐怖分子只要花点钱，就可能搞到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世界就可能发生一场灾难。恐怖分子是一些狂热分子，没有什么思想文化的基础。随后的辩论则转到恐怖分子到底有没有思想文化的基础的问题上去。有的研究生起来教训罗蒂：谁都知道生命的重要，恐怖分子搞自杀性爆炸，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没有强烈的思想文化信念的支撑怎么可能？
然而，在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想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罗蒂的头脑是清醒的。人类发展起来的科技到了现代已经能摧毁人类本身。人类毁灭的最大可能已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科技。在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中还有什么比人类生存的问题更加重大的呢？人类能否再活过核弹阴影下的五十年，这绝非是一个危言耸听、杞人忧天的问题。有人告诉你，家门口放了一颗炸弹，你会非常担心；而现在不论离你远近，核弹的爆炸都可能会影响你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你却不当一回事。人类活过了原子弹造出以后的五十年，这确实是偶然的。当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赫鲁晓夫或肯尼迪的一念之差，就可能发生一场核灾难。今天核武器已不仅仅掌握在少数几个大国手里。一个巴基斯坦的科学家可以在世界的军火黑市上把核武器的技术买来卖去，再加上生化武器的技术也可能失控，人类毁于核武器或生化武器的概率大大提高了。面对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不论是恐怖分子或其他什么人图谋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这都变得无关紧要了。最最重要的是能在世界范围内把这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监管起来。
在当今工业化的时代人类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紧缺。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已经无法依赖国内资源维持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从2001～2020年，如果中国的GDP翻两番，以2000年能源消耗13亿吨为基数算起，需要增加到52亿吨。中国经济对资源的需求已经并将继续引发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的调整往往会引发一系列重大的地缘政治的结果。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美国是排在中国之前的最大的资源消耗国，并且惟有美国具有全面遏制中国获得资源的能力。从美国对马六甲海峡的关注来看，美国正在有计划地“控制”中国石油进口的来源。罗蒂警告中美之间不仅可能因为国家主权问题而且可能因为石油问题而发生战争，这决非是没有依据的。
如何处理世界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呢？罗蒂也给予了回答。他说要有一个新的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就是他所说的“世界政府”。世界政府的最重大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为了维护世界和平，需要建立一支世界警察队伍。全世界的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由世界政府监管，世界警察要维持世界秩序，打击恐怖分子。如果哪里有人在制造和偷运核武器、生化武器等，世界警察就要到哪里去，把它们收缴起来。世界政府也将在合理地调配世界的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公正等方面起积极的作用。
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国联”的构想，但这一构想没有得到美国国内民众和国外政治家的支持。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联合国被建立起来。但是联合国还没有什么实权，在世界事务中还不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美国的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等国际事务中奉行单边主义的政策，把联合国踢在一边。
罗蒂鼓吹“世界政府”，是要提升联合国的权力。建立一支世界警察队伍，让联合国控制核武器，就是让联合国拥有军权。鉴于目前民族国家仍然在世界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罗蒂有关“世界政府”的构想不免被当作空想。哪个核大国愿意把核武器交给联合国？美国政府会把核武器交给联合国吗？美国对于联合国还不是想利用就利用，想抛开就抛开？罗蒂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称它为“乌托邦”。但是罗蒂认为，除非这个“乌托邦”成为现实，否则世界就将毁灭。世界之所以至今还没有毁灭，这纯属偶然。
那么什么是这一空想转化为现实的条件呢？罗蒂寄希望于美国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罗蒂看来，美国的大学是左派的温床，美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关心社会的正义事业。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是先知先觉者，应该明白什么是世界当前的头等大事，什么是关系人类命运的头等大事。美国的政治力量不是铁板一块。美国的右派不会对世界政府感兴趣，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维持美国当前的霸权地位，因此不遗余力地要遏制中国这样的经济实力正在上升的国家。但是美国左派的眼光要远大得多，他们会从世界和平和社会正义的视角出发作出政治决策。美国左派（思庐哲学编辑）（在罗蒂看来，民主党代表美国左派）如果上台的话，完全有可能与中国政府共商未来五十年的美国、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大计。美国和中国还是有可能在反恐、反核扩散等问题上联合起来，继而考虑有关世界警察等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罗蒂要到中国来大谈世界政府、美国左派、美国大学和社会正义的用意所在。在他看来，这些问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和左派应该意识到人类用自己发展的高科技毁灭人类本身的可能性，而避免这一悲惨结局的出路是建立世界政府。
罗蒂的讲演究竟有没有哲学意味呢？这取决于从什么角度看。如果认为只有使用了“先天综合”、“超验还原”之类的专门哲学术语的讲演才算有哲学味道的话，那么罗蒂的讲演确实没有哲学味道。但是罗蒂哲学的吸引人之处就在于他是一位把3000个最常用的英文单词用得最好的一位哲学家。从另一个角度看，罗蒂在中国的报告确实传达了重要的哲学信息。本次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年会的主题是“西方技术文化与后现代哲学”。这一题目多少暗示着把后现代哲学当作解决西方技术文化所面临的问题的一条出路。罗蒂的报告则敲响了后现代哲学的丧钟：后现代主义不是一条出路，后现代主义多半是破坏性的，没有什么正面的建树。光是这一宣判，就有根本性的哲学意义。
要知道罗蒂本人也被认为属于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哲学家之一。他在发表于1999年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中写道：
伟大的教化哲学家都是反动性的，他们提供的是各种讽喻、戏仿和警句。他们知道当他们所反对的那个时期过去之后，他们的著作就会失去自己的意义。他们是特意使自己边缘化的。伟大的系统哲学，就像伟大的科学一样，是为了永恒而建构起来的。伟大的教化哲学是为了他们自己那一代的缘故而摧毁。
如今，罗蒂自己宣布，后现代哲学一味解构，不搞建构，不提出新的乌托邦，不解决实际问题。后现代主义反对系统哲学，即反对各种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但是反对系统哲学是否意味着反对乌托邦呢？把形而上学抛弃了，是否意味着势必抛弃乌托邦呢？罗蒂在复旦大学的报告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看法。从他的言谈看，他重视经验，特别是重视历史经验，反对那种凭借纯粹理性建立永恒真理的体系的做法。他不但不想去建立那样的体系，而且不想使用任何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术语。但是他现在强烈地意识到，如果后现代主义在反对系统哲学时把任何乌托邦都反掉的话，则进入了一种误区。他回顾美国社会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认为80年代以来进展不大，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新的乌托邦，他甚至把这归咎为后现代主义的失误。
罗蒂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乌托邦或许会引起许多中国学者的不快。但是在罗蒂的用语中，乌托邦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罗蒂认为杜威的社会改革思想已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即包括分配公正、普及教育、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正义的思想，而摈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不合理成分，即计划经济、阶级斗争和权威主义。罗蒂认为，杜威的社会改革方案在罗斯福时代的美国和北欧的社会福利国家已经得到部分实现。后现代主义热衷于讨论文化多元、价值相对，而在社会正义这个大问题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左派本来是喜欢马克思主义的，只是由于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而造成对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感，才转向福柯之类的新马克思主义，但福柯之类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现在罗蒂正如他当年宣告形而上学的系统哲学的终结以及分析哲学也走入死胡同一样，又宣告后现代主义是无用的。我想罗蒂的这一转向不仅是他个人思想历程中的转向，而且也预示了后现代主义已不被看好。
后现代主义没有乌托邦，而罗蒂呼吁新的乌托邦；后现代主义不解决关系到人类生存和社会正义的重大实际问题，而罗蒂期待解决这样的实际问题。罗蒂来复旦大学宣告的乌托邦就是“世界政府”的乌托邦。我告诉他，2001年哈贝马斯来复旦大学讲演的主旨也关系到“世界政府”，但是哈贝马斯没有像你那样直说，而只是说希望建立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思庐哲学编辑）罗蒂回答说：他在政治问题上，与哈贝马斯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当谈到他与哈贝马斯的差别的时候，罗蒂回答：“有人认为我更强调经验，而哈贝马斯更强调理性，我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我对罗蒂说：“我所敢肯定的一点是，哈贝马斯喜欢用复杂的术语说话，而你喜欢用简单的词语说话。例如，你直接说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而哈贝马斯则说要建立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
哈贝马斯为什么不直接说要建立世界政府呢？这是因为哈贝马斯从其交往理性的思想框架出发考虑到，“这样的一种政治必须以寻求和谐而不是以强迫一致为指导方针。它的长远目标是逐步克服世界社会分裂和分层，又不妨碍各自的文化特性”。罗蒂为什么直接说要建立“世界政府”呢？这是因为罗蒂遵循实用主义的思路：从问题出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世界面临着核战争的毁灭性灾难；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大胆的设想是“世界政府”；中美等大国可以在反恐等问题上联合起来，中美两国的左派在维护世界和平和社会正义方面可以达成共识，因此，“世界政府”这个乌托邦仍有实现的可能。
《像他们一样思考——你不可不知的十位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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